世界人居

[ 本文引用格式] 陆琦，刘国维 . 民居建筑学刍议 [J]. 南方建筑，2020（1）：07-10.

摘要 以建构“民居建筑学”学科为出发点，通过回顾 20 世纪初至今的国内民居建筑研究历程，梳理及确定“民居建筑学”学科层面上的研究内容、对象、方法等核心内容。国内民居建筑研究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呈现出其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使民居建筑学的学科属性逐渐明晰。今日所提出为抛砖引玉，展开争鸣，恳望学界、业界对此展开广泛讨论，批评指导，唯望共同推进民居建筑学学科的发展。

关键词　民居建筑学；学科建设；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中国现代学术生成于中西古今大整合、大创新的 20 世纪初期，促成这一现代学术转型的关键因素就是自然科学进化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等 [1] 的传播和流行。

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促使国内建筑界学术团体如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成果对我们回顾该时期国内民居研究传统的学术史或研究史来讲具有重要价值，而后 20 世纪 50 年代的社会转型导致了以救亡图存为主导的多元化学术向政治一元化学术转型 [2]，展现出学术研究中以“人民”为对象的普遍关注，随后改革开放推动了社会思想及学术的再转型，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人文主义方法并存及多元方法也促进当代建筑研究的多元化范式与多元化方法倾向。

基于此社会与学术转型背景下的国内民居建筑研究在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呈现出其既有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民居建筑学的学科属性逐渐明晰，是为今日所提出。而在“民居建筑学”的学科建构过程中，其核心研究对象“民居”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是决定其能否成为独立学科之根本，即此刍议之缘起。

1 国内“民居”建筑类型独立与历程概述

从不同时期的已有成果出发，我们发现，建国前国内建筑研究如中国营造学社等团体与个人之论述，已是具有涉及到“住宅”与“居住建筑”内容的“民居”建筑类型研究之萌芽；建国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促使中国民居建筑研究在以“住宅”与“居住建筑”为切入点上获得了诸多成果；梁思成与刘敦桢先生 50 年代的成果书写，实则是国内民居建筑学学科建构之滥觞及民居建筑科学研究之先声。

而自 50 年代各部门逐渐推动了各地区传统建筑（含居住建筑）调查及建筑史的写作，这使直至 70 年代末的相关成果在研究内容、广度上开始尝试从“住宅”研究向“民居”研究转变，为“民居”建筑类型专门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当然，这也推动了后继80年代“民居”建筑类型从“居住建筑”或“住宅”的称谓中独立出来，并得到更加专门性与系统化的研究。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国内正式迈向改革开放新阶段。1978 年陆元鼎先生于《建筑学报》第 4 期发表的建筑史研究文章《南方地区传统建筑的通风与防热》[3] 和1981 年发表的《广东民居》[4]；以及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尚廓 1980 年于《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建筑历史与理论（第一辑）》中著文《民居—新建筑创作的重要借鉴》[5] 等，以上诸文对“民居”之研究与对其之称谓的使用，是为改革开放后新观念引领下“民居”建筑研究再次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枪。

改革开放后，“民居建筑”类型研究也经历了从地区分类、民族分类到材料构造、民系方言、匠作体系及气候分区等的多角度、多类别的研究。80 年代的民居研究工作成果卓著，也是国内各实践机构、重点院校与科研院所的重点发展时期，在该时期学术刊物与学术团体也逐渐增多。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历史与建筑理论委员会、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等各类科研院所、省市的规划设计院，大专院校及学术团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并催生了一大批地域建筑研究学者与学术机构，出现了“民居建筑”的首个繁荣期，一直未曾消散的延续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乃至今天。

迈入 21 世纪的民居建筑研究则继续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新时期研究态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2005）、生态文明建设（2012）、新型城镇化（2014）、国家大数据战略（2017）等各类政策导向下，以城乡聚落（民居）遗产及民间文化遗产为切入点进入跨学科、多元化、深层次且分类更为细致的全国民居系统性研究。

该阶段由陆元鼎先生明确提出应在有条件的院校建构“民居建筑学”之学科尝试，该阶段也出现了民居建筑研究空前的繁荣，如自 2008~2012 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陆续出版的“中国民居建筑丛书”、2014年《中国传统民居类型全集（上、中、下册）》以及 2018 年《中国传统民居系列图册》丛书等，即为见证。

而在国内民居建筑研究的专业性与发展的普及性等方面，截止到目前，23 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历经 30 载，业已成为民居建筑研究的领头羊与风向标。其数十年来留存的学术成果对我国建筑历史、城乡一体化、聚落发展、传统建筑及文化传承、建筑技术等领域均产生了极大的积极意义 [6，7]。

陆元鼎先生于 2011 年发文《民居建筑学科的形成与今后发展》[8]，明确提出了要建构“民居建筑学科”。其言道，“根据专业、学科建立的要求，从民居建筑研究的价值意义、重要性、独特性说明民居建筑已经具备了学科建立的条件。

民居建筑还从研究方向和范围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研究队伍的壮大，学术交流的广泛，研究成果，论著出版，实践成效和得到社会的认同等方面，说明了民居建筑学科已经形成和成熟。建议有条件的高等建筑院校研究生专业中增设民居建筑学科方向，并建议补充一批研究生专题和教材建设” [8]。

新世纪的“民居”研究从城乡聚落建筑等涉及人居环境的多研究角度出发，辐射到了诸多学科与领域。我们从 50 年代刘敦桢等专家建筑调查的范围与如今住建部等组织的历史文化名村与传统村落普查等对比可见，变化是极为可观的。这一阶段的繁荣也告诉我们，民居建筑学的学科建设不能仅局限于“民居”与“建筑”，而应在以城乡聚落建筑与环境为核心的研究方向上继续拓宽、加深民居建筑学的学科界限。

2 民居建筑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

一门学科的创立，除了对其概念的界定外，还应有属于自己的核心研究对象，而其概念的最终确立与其研究类型与对象的独立在时间上应是同步的。“民居建筑学”学科的核心研究对象，即狭义上的“民居”，应是传统的（或古时遗存的）相对于 “官式做法”而言的民间居住建筑，这一核心研究对象的确立也应从历史研究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其确定之历程，此后专文探讨。

而广义上的“民居”研究对象也应是以狭义上的“民居”概念为核心的，在此基础上包含了从 20 世纪 50年代至今逐渐提出的涵盖民居建筑单体乃至村镇布局等微观、中观与宏观层面的城乡聚落建筑与环境的综合研究领域，这在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后的 20 世纪 80~90 年代开始呈现，并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的涉及到多学科、多范式的 “人居环境”研究新视野。

20 世纪 80~90 年代，国内的“民居”建筑成果书写即开始以狭义上的“传统民居建筑”为主要研究对象了，这可以从 90 年代全国性的民居建筑研究成果中发现。陈从周先生等1993 年著《中国民居》[9]，1），对“民居”一词的称谓沿革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其认为“民居一词，最早也来自《周礼》，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也包括达官贵人们的府第园宅”[9]。

陈从周先生也对当时代的“民居”称谓做出解释，即“‘民居’一词，广义的说，凡是人民大众的居住建筑都应包括在内；狭义的说，则专指传统型的人民大众的居住建筑。[9]”而陈从周的《中国民居》则取其狭义，主要介绍和论述中国传统民居。同时段诸多研究学者、机构、成果等皆认为“传统民居建筑”是中国传统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知是日后建筑历史研究中民居建筑类型独立的重要表现，也是狭义上“民居”建筑研究以“传统居住建筑”为研究对象的确立先声。

同时期的国内“民居”建筑研究除了关注民间居住建筑单体及建筑群之空间布局（主要涉及平面、立面、装饰与构造等）以外，“民居”研究从 20 世纪 60 年代就开始涉及了与地形、环境相关的聚落选址与布局研究。而改革开放后 80 年代的“民居”相关成果已经开始普遍探讨城乡的聚落建筑与环境的整体性研究了，这逐渐构成“民居建筑学”的广义研究对象。

如1981 年陆元鼎《广东民居》[4]，2）一文就明确探讨了“村镇布局”，其认为“粤中村镇常采用‘梳式布局’” [4]，而“气候条件是村镇布局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4]；1982 年苏州市建筑科学研究所得研究者就《浅谈苏州的沿河民居》[10] 一文探讨了“沿河民居中的建筑处理与水道的密切关系”，“水”与“民居”的关系探讨则是典型的聚落环境研究成果，是涉及风景园林等的“人居环境”研究之先声。

其中“村镇布局”主要涉及“村镇规模大小及内部组织；村镇位置选择；村镇布局与地形地势的关系；水陆交通系统；街坊、道路与水道之关系；中心区、商业街、居住区、广场、桥梁” [11] 等诸多领域。在这以后“民居”建筑研究成果中也基本会涉及到以上层面，但我们应该明确的是，改革开放后的开创与普及对日后城乡聚落建筑环境的整体研究局面的打开起到了关键作用。

从改革开放后的建筑学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建筑学在建设实践与理论研究层面更复杂与现实的问题，人民物质文化精神需求、城乡建设实践及生态环境等问题亟待解决，这就要求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建筑学。“人居环境科学”[12] 思想及人居环境科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上日程。人居环境学科的诞生，初衷是为了解决当前涉及的城乡的“人居环境建设”问题。

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一文即明言到，“‘人居环境科学’涉及人居环境有关的多学科交叉的学科群组”[12]，“是一门以人类聚居（包含乡村、集镇、城市等）为研究对象，着重探讨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12]。“人居环境学”及“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建立初期，即容纳自 20 世纪初期至今的国内民居建筑研究传统，当代 “民居建筑学”建构及民居建筑研究因此与“人居环境科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如 1994年“人聚环境与 21 世纪华夏建筑学术研讨会”的开展，对开拓面向 21 世纪的人居环境学和中国建筑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讨论，其中本次会议首要要目即“中国地区性、民族性传统民居的价值及继承研究”等。而 21 世纪前后的“民居”研究呈现出“传统民居”与“人居环境”的协同发展与研究视角，促使国内的民居建筑研究融入了新时代“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建构。当然，随之也出现了更多的以城市或村落为基底的传统民居保护、利用、改造及现代居住建筑环境的设计、建造乃至更新类关联性研究与实践。

3 民居建筑学科研究方法的转换

19、20 世纪之交，现代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先后登录中国，并在中国学术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革命 [13]。而 20 世纪 20年代兴起于中国北方的整理国故事业，是现代学术史文化上一场重要的运动 [13]。这一背景也暗示了 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化研究与“整理国故”事业的推进都必须仰仗于其时所谓的科学方法。然而科学方法的运用在不同时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特点。

自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的现代西学诸研究方法传入后，活跃在当时的建筑研究中本土之传统研究方法仍然存在，而“民居”作为当时建筑研究之一内容存在其下也继承着建筑研究之传统方法，而包含这一传统研究方法的“民居”建筑研究成果，则较多的体现在如乐嘉藻的 1933 年的《中国建筑史》[14] 中了。

1933 年乐嘉藻《中国建筑史》，其中既有对“民居”（文中已有“民居”称谓，更多的以“平屋”、“居处”等论之）的讨论，其对建筑物的分类中第一类即为居住建筑之“平屋”，乐从梁柱间架处开始讨论，何尝不是对“民居建筑”研究的一种尝试。而自 30 年代前后中国第一所科学方法指导下建筑研究机构中国营造学社成立，推动了“营造学”及营造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推广，涉及到“民居”的传统建筑研究普遍使用。

在此阶段代表传统学术的经学研究方法与当时代“新史学”实证范式同时存在，即以文献和考据为依据的名物制度及沿革与以考古学材料（“二重证据法”）和以建筑个案考量的营造学为代表的实证新史学（科学的实证方法）同时存在，但“新史学”研究范式已逐渐占据主导 [15]。

改革开放后，随着唯物史观史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史坛多元格局所取代，是即 70 年代直至 90 年代以后新世纪的大多建筑等物态遗存的学术及其史学研究在自学科的研究层面上更多呈现出基于历史层面上多派别、多方法、多学科的综合 [15]。新世纪的中国学术史在延续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科学研究方法之后继续总结和开拓，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的结合加上民族研究的史学传统，共同促进相关历史与理论的大放异彩。

传统建筑研究的营造法与新时期新方法、新理念的共同运用，促就了国内 80~90 年代“民居”建筑研究方法的地域转变，也促进民居建筑研究范式的多元化倾向。

该时段民居建筑领域的重要事件有 1988 年首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的举办，该项会议持续至今已举办 23 届；以及中国民居建筑专委会多次组织举办的各种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会等。自 1988 年中国民居学术会议首次会议上提出筹办“中国民居研究会”，其核心人物如曾永年（北京）、陆元鼎（华南）、朱良文（西南）、龙炳颐（香港）等就开始为之付出努力。

而与此同步的是民居建筑研究出现了传统建筑研究方法的转变，即在关注“平立剖”之营造研究层面上逐渐关注民族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理念对传统民居形成、特征、地区差异乃至考古学层面上的建构，从而进行“民族（民系）- 语言（方言）-建筑（民居）”的深层关联，出现了以华南理工大学建筑系为主导的与“民系”与“方言”相关的“东南系建筑区系 [16]”研究新方法等，共同推动了当代民居建筑研究的从初期进化论范式、历史唯物论范式的并存朝着多元化研究范式的转型。

以上的诸多成果促使国内的民居建筑研究融入了新时代“人居环境科学”体系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之建构。当代的 “民居建筑学”亦是以建筑学学科下传统民居建筑为研究主体，以城乡聚落建筑与居住环境等为辐射，形成独特的研究方法。而广义上的民居建筑研究及“民居建筑学”的研究方法应是涵盖建筑学、城乡规划学、风景园林学三大学科方法在内，广度涉及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环境学、生态学、设计学等多学科方法，亦是当代“人居环境学学科” 学科群与学科方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之继续研究也应呈现与体现出多元化的学术研究方法与范式新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