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居

孙君出席2023首届中国和美城乡高质量发展论坛

2023首届中国和美城乡高质量发展论坛于近日在京成功举行，论坛聚焦城乡融合发展和高质量乡村振兴，旨在促进中美城乡领域产学研合作，共同推动高质量、可持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作为本次论坛的特邀嘉宾，乡建专家孙君接受了记者采访，从他独到的视角探讨了乡村发展的现状和未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在采访中，孙君深刻剖析了乡村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问题，并对未来乡村发展提出了宝贵意见。

郝堂村花间驿外景

记者：“七普”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已超9亿，城镇化率63.89%。据《中国城市化2.0: 超级都市圈》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升至75%。推进城镇化仍是“十四五”的重点任务。然近年来，国家关于乡村振兴的动作频仍，如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21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今年3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议案，在农业农村部加挂国家乡村振兴局牌子。请问为什么乡村振兴会在这个时间节点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

孙君：中央这十几年来对农业和农村的支持与关怀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首先，中国的发展是阶段性的，改革开放后我们进入到快速城市化发展阶段。但我们的城镇化建设，不能简单学西方，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大国。一直以来，一个国家的发展是有自我的发展属性和脉络的，不能超出这个脉络。虽然我们的城镇化率已达60%多，但我觉得没有必要把这看得太重，这其中有着不稳定因素：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流动人口达3.76亿人。所以我们看到的虽然只是一个城镇化率的统计数据，但一定要知道数据的背后，至少有着2亿多不稳定人数，他们恰恰是我国城镇化推动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珍惜的资源。流动人口是一个弹性数据，我国自古即有，《清明上河图》中那些做生意的就是。

其次，城乡一体化，我们应该关注城与乡两端都要平衡往前走，在城乡关系中重新思考两者之间幸福指数的等级化。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但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我们会发现整个城市会有一个逆向思维，即对乡愁，对田园生活，对民宿等传统的回归速度越来越快，对另一端的文明要求越来越高。

其三，现在把乡村振兴提这么重，其实是在反思我们曾经走过的发展之路。想要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如果老拿他们的数据作为参照，本身是心态不平衡的一种表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所以现在提要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上下更大功夫，推动乡村经济、乡村法治、乡村文化、乡村治理、乡村生态、乡村党建全面强起来。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实现乡村由表及里、形神兼备的全面提升。

 
沙沟村插苗

记者：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其实，中共十六大提的是城乡统筹，十八大提的是城乡发展一体化。从“城乡统筹”到“城乡一体化”，再到“城乡融合”，我们该如何重新解读城乡关系？

孙君：我们要明白，乡村振兴虽然是解决农村问题，其实不仅只是解决农村问题，也是解决城市的问题。乡村建设要系统思考，要有城乡融合。所以，很多事是农民自身不能解决的，需要城市反哺，需要城市自我革命。

乡愁、远方、时令、原种原味、土特产、有机农业、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等，为何城市总会发出这些陌生而又充满活力四射的呐喊？因为城市太需要乡村了。

“农”，一生农，二生城，三生中国，没有了乡村，我们什么都不会有。什么是城市？“城”是郡县，工商与手工业；“市”是集市，农产品，农民，生态。这是城市的概念，这二个字本身就有“城与乡”结合为城市之意，没有“市”就不存在城。乡村振兴，安居才能乐业，不能安居，特色小镇、家庭农庄、康养旅居、民宿农家乐、农业现代化都不存在。

相对而言，城市，是陌生社会，产生法律，同时出现竞争、创新、独立、剩余价值、自私、民选、污染；乡村，是熟人社会，产生道德，也滋生温度、道德、孝义、自治、宗祠、慢生活、低效率。

近百年来，中国几乎是精英治农，城市治村，以法治村，这有点本末倒置。如果我们用来自西方的工业化与民主形式，以及城市思维来思考乡村，会出现许多误解。如农耕文明、小农经济、循环经济、传统文化、有机农业、一二三产关系等，可能会出现错误的定位与解读。

我们不要带着城市的规划和概念进入乡村，否则会产生严重水土不服。一些城市的规划设计师，不了解农民、不了解农村，就盲目地规划设计、建设运营，这样的乡村建设发展得越快，推动得越快，破坏性就越大。只有把城市文明融入乡村文明，才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三瓜公社

记者：最近几年，黑龙江鹤岗，因为低房价多次上热搜，也引起了全社会对收缩城市的关注。收缩城市，最主要的特征其实就是人口流失。人口减少，既包括人口的迁徙，也包括老龄化人口结构的变化。您曾提到目前70%-80%的乡村都在收缩，对于这种因人口流失而收缩的乡村，未来该何去何从？如何吸引和留住人才？

孙君：乡村要想留住人口，关键有三点。

第一，要留住小学。小学在，年轻人就能留下来。小学完，村庄就走向消亡。其实乡村小学尤其是山区的小学消失以后，农民的生活负担将增加67.8%，因为乡村的孩子去县城或大城市上学，孩子的父母要去城里租房子，如果孩子住校，住宿和餐费也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同时，农村的地种不了了，老人照顾不了了。为什么村里的小学要被拆掉呢？因为它不符合教育部的要具备100米跑道、要有住宿、要有食堂和图书馆的标准，传统的农村村小没有这条件。

第二，要想留住年轻人，中央准备投的7万亿，应该交给村委会。早在2022 年，农业农村部表示：经初步测算，要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五年规划的目标，至少要投资7万亿。现在资金跟村委会没关系，就比如你家过日子，钱不在你手上，而在你姐姐妹妹家手上，这日子怎么过？ 钱交给村委会，就能让年轻人回乡干活。现在农村的年轻人大量外流，主要还是因为留在乡村没活干。没有年轻人怎么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呢？

第三，要重视村里的中老年人。目前关于农产品的绿色和有机认证对农村的伤害很大。现在留在农村的中老年人，基本上都还在种地。市场上销售最好的产品有97%都是农民家中生产的，但是这些产品因为产量小，无法对标国家的质量认证标准，也不可能去做质检，农民没有公司和品牌注册，又没有商业销售发票，就变成了“三无”产品。导致农民生产我们最想要的好东西却进不了超市，上不了电商平台，更进不了市场。农耕文明就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被边缘化。而大棚里寸草不生，没有蚯蚓、蜜蜂、蝴蝶、萤火虫，生态系统完全断掉，但符合认证标准，不仅能进入超市，还能得到国家项目资金。实施大棚技术不能说没有用，但是有些大型的项目起来后，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农民发生直接竞争，导致农民的农产品卖不出价，越来越穷，因为小农生产是无法和大棚技术相抗衡的。转基因也好，高标准农田也好，智慧农业也好，我不是说不对，在全面推动时如果农民不是主体，一定会出现问题。农业，一定要扬农民之长，避农民之短，这是我们要反思的。

沙沟村

那怎么样来改善呢？

一是要把农村的小学做好。比如，安徽涡阳县辉山村，该村外出务工人口多、留守儿童多，是个典型的空心村。为此，在以往村庄改造经验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振兴乡村教育的理念。“穷不丢书，富不丢猪”，我认为辉山村要致富奔小康必须教育先行。为此，我建议县委、县政府利用项目资金对该村小学进行了深度改造。如今的辉山村小学一改往日的破败，不仅校舍焕然一新，师资力量配备也得到加强。学校生源已达400多人，大量城区就读的学生“回流”，甚至濉溪县、蒙城县等周边县城的学生也纷纷慕名而来。这个没有特色资源的普通村庄，蝶变为“世外桃源”。

二是把国家投的乡村振兴资金放到村里，还权于村支两委才是正道。村庄做得好与不好，和镇以上的干部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村干部做得好不好，他的血缘关系、社会关系、家族全在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尊重村干部，把权利还给村干部，那是中国乡村建设的重要一条道路。

三是国家的有机认证标准，不能参照西方标准来，要按我们中国的小农标准来，并尽量寻找农业绿色生态之路。比如，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小庙镇，我们除了开展乡建工作，还提出“新村民”计划和“原种”计划。原种就是那些保有原来特性、没有变异的农作物。小庙镇这一带从新石器时代起就有人类活动，是最早种植水稻的区域之一。然而，前些年原种稻没人种了，施的肥料又是化肥，土壤也差了，老味道离我们越来越远，乡村也逐渐失去了本来的模样。我们希望通过搜集使用本土种子，采取传统绿色种植手段，寻找农业绿色生态之路，探索更有附加值、更具竞争力的农业生产方式。并通过逐步优化原种品种，扩大种植规模，发展农户带田入社，力争小庙镇成为全省原种种子的生产基地。

上面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乡村才能真正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也能实现。

蜀山区小岭南

记者：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考卷上，“资金从哪儿来”是一道必答题。乡村建设应以市场投资为主体，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体？

孙君：在乡村振兴这个问题上，资金这一块，其实是很重要的。钱给谁，谁就是主体。

我认为，无论是政府投资为主也好，还是市场投资为主也好，关键是要把资金下沉到农民手中，充分调动农民自主使用资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为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他们更有发言权。农民是水，资本是鱼，没有水，鱼就活不了。

乡村振兴，政府如果不去资本化与精英治农，不能还权于村委会，年轻人就不愿意返乡。规模化与过度市场化违背了乡村性格与常识。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点状供地、民宿经济、农旅与康养肯定不是村干部想出来的，这些本质上与农民没关系，与村集体没关系。乡村振兴一旦受到资本绑架，会重击乡村，伤害农业。

 
堰河村

记者：守护好乡村文明、传承好乡土文化是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美丽、农业兴旺、农民幸福的必要前提。该如何发挥文化自信，才能激发乡村振兴的磅礴内生动力、夯实乡村振兴的深厚文化基础？

孙君：我觉得乡村振兴还是要回到文化自信层面上来。

一是文化乡愁；二是要把中央的一号文件，踏踏实实地、实事求是地落下来；三是要寻求中国农耕文明历经5000年没有中断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要找到农村发展的脉络。我很惊喜，中国农民是科学家当中的科学家，是专家中的专家。因为人类的土壤在正常使用状态下，大概寿命在600-1200年之间，就像人一样会自然死去。但中国农民太了不起了，他们让中国的这片土地年年种、月月种、天天种，几千年来生生不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做不到，只有我们中国农民才能做到。

我们的学者在研究乡村振兴时，应该回到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是哲学模式。很多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其经济思维模式或哲学模式，抑或艺术思维模式是错的。比如，现在经常讲的“艺术赋能乡村”，这一定是错的。艺，种也。从甲骨文字形上看“艺”字，像是一个人双手捧着一棵树苗在耕作。这也从词源学意义上揭示了艺术源自乡村的内涵。从古至今，乡村为艺术创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乡土里长出来的东西天然具有艺术性。像齐白石的大作都是萝卜与白菜，李可染的是水牛与柳树，黄胄的随性之作，吴冠中的真情流露，黄永玉的喜怒哀乐等均是率真之作，他们都成为人民喜爱的艺术大家。所以不是艺术为乡村赋能，而是艺术本身就属于乡村。如果是在一个错误的思维下，要做正确的乡村振兴，你觉得有可能吗？再比如，我们讲哲学在哪里？有人肯定说哲学在城市，其实不对。西方哲学的终极三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都能从乡村找到答案。所以文化自信，中国农民所有人都有。农民有家谱，会告诉我们——我是谁？家谱里清晰地记载着历经多少代而发展到现在，一目了然地就能知道——我从哪里来？而宗祠则告诉我们——死后往何处去？在以前，不道德的人、坏人死后是不能进宗祠的。村民有了敬畏之心，乡村治理就容易多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民风民俗、乡规民约等，都是几千年来不断进化的结果。乡村文化越有特色，越有吸引力。文化复兴能起到凝聚人心的作用，要先行。台湾新村运动之所以成功，就是通过文化振兴来引领乡村振兴。

辉山村

记者：这些年您的乡建事业越做越大，从一个项目点一个村庄，再到一个项目点一个乡镇甚至一个县，其中包括很有代表性的堰河村、郝堂村、雪山村、雅安村等，打造出一个个如诗如画般的乡村，其中不少已成为全国的经典之作。请问是否有可以推广和复制的乡建经验？

孙君：我们在乡建实践中长期坚持的一个理念是“帮忙不添乱”，即做村干部想做的事，做农民会做的事。

我们千万不能低估了中国农民的创造力，做农活、搞乡村建设，本就是农民最擅长的事情。如木刻、酿酒、打铁、剪纸、弹棉花、上梁、婚丧嫁娶等，都渐渐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只有充分尊重农民，放手让他们做，乡村才会有活力。而我们要帮农民做的是他们不擅长的事情，如农产品营销、品牌培育、项目规划等。而农事活动、非遗传承、乡村业态经营等要还给农民。如我们在做“三瓜公社”乡建项目的老旧房屋改造时，全力保持从上世纪50年代至2010年各时期的民房，并邀请当地工匠与农民共同参与。当然，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全部放手让村民做，要帮助他们解决规划和设计工作中他们不懂的部分，如抗震、结构、新型材料使用等。在设计时必须将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植入进去，才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堰河村2

记者：农村要发展，根本要依靠亿万农民。乡村振兴，如何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以完善农民参与机制？

孙君：农民主体应回归社会共识。乡村建设要以农民为主体，如果没有本地村民参与，就不算乡村振兴。

这些年，我们在所有的乡建项目中都会坚持三点：一是农民主体，还权于村两委；二是农民就要有农田，是田就要种粮食，只要像农村了，民宿、农旅与康养就会自然完成，而且是成本维护最低的农旅与投资；三是乡贤乡绅、学堂宗祠、小农经济、适度规模化的现代农业等。几千年来的中国，历朝历代首推“乡贤乡绅治理之路”，推动此法，乡村振兴会事半功倍。

很多资本带着热情下乡，最后黯然退场，究其原因是不知道如何保留乡愁，借力乡村文化，挖掘历史，更没有发挥农民的主观能动性。

今天中国的百强村，无一例外都是拥有农田，农民主体，德法兼顾的。他们与时俱进，是农民自己规划设计的，是没有经过专家教授评审的，是真正农民主体的，也是我心中的现代农业。

乡村振兴为了谁、谁说了算、依靠谁、怎么干？归根结底在于人民群众，尤其是当地的农民。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才能保证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见效、行稳致远。

孙君简介：

孙君，原名孙彪， 笔名临时。 安徽人，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美术系，当过兵，做过采石化肥厂的烧炉工，从事过十二年的美术教育，曾任马鞍山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安徽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绿十字生态文化传播中心主任，长期致力于新农村环境建设，进行了大量试点工作，著述颇丰。孙君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