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人居

[ 本文引用格式] 肖大威，陈晨，耿虹，等．乡村振兴学术笔谈 [J]．南方建筑，2020（2）：56-61.

摘 要

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 2013 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相关文件指引，再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策略，乡村问题一直都被国家高度关注。为助力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本刊编辑部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组织学术笔谈，邀请了六位专家学者就乡村规划或建设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关键词：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精准扶贫；乡村景观；生态保护

也谈乡村中的现存问题与振兴对策 | 肖大威

我国乡村地域辽阔，各地存在的问题不尽相同。由于全国同处一个政策框架内，经济发展模式趋同，信息交流日益便捷，存在的问题有其一定的共性。根据多年的调研、分析，我们将一些全局性、普遍性、关键性的问题归纳，并针对这些问题从理论与对策层面进行探讨。

当前，我国乡村的共性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乡村建设发展问题与乡村生活环境问题。

乡村建设发展问题主要包括：①村落空心化严重，村里青壮年劳动力流失，留守儿童教育和农村养老问题加剧；②田地丢荒严重，不仅导致土地资源的浪费，还可能埋下粮食和农副产品自给不足的隐患；③农民贫困问题，虽然扶贫攻坚取得了长足的成效，但因疾病、建房、升学等“返贫”现象仍很普遍；④缺乏乡贤和人才，缺乏新型和农业技术人才；⑤缺乏适应性先进的生产模式，传统农业经济回报率低下，品牌少，产业特色不突出，而特色产业又面临“小而散”“优而不强”的缺陷。其根本是无内部产业支撑，单纯靠政府和社会的外部输血，无法解决生产力低下的根本问题，导致乡村缺乏内生动力，难以持续发展。

乡村生活环境方面的问题主要包括：①乡村环境的污染，例如农药的大量使用，垃圾的随意倾倒，以及一些高污染工厂的藏匿等；②乡村建设缺乏统一规划和管理，导致建设混乱无序，土地利用低效，景观风貌杂乱；③基础设施的覆盖力度不够，幼儿园、卫生室、文化活动室等公共服务设施较匮乏；④地方文化断层，城镇化过度肢解传统农耕社会体系，乡村文化遭当代精神遗弃，村民普遍缺乏归属感、认同感和身份尊严。上述问题严重影响了乡村的环境与生活质量。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一些对策建议。

第一点是深入挖掘地方价值，整合地方资源，促进乡村产业多元化综合发展。乡村发展需要有产业吸纳劳动力，创造经济价值，提高农民收入，而农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是需要因地制宜的策划，科学定义为产业的形态，极端化地发展农业或非农化都是不可取的。

（1） 乡村多功能性新思路。“乡村多功能性”是指乡村不仅具有农业生产功能，还具有环境、生态社会和文化等多种功能。可充分利用城郊、远郊、腹地等不同类型乡村各自的优势资源，融合一二三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拓宽发展多样化路径。

（2） 利用互联网等新型传播途径拓展乡村市场，可进行线上交易，实现乡村农户到城市居民的快速物流配送服务，形成新的乡村产业模式。

（3） 发展多元宜业环境不仅需要满足本地的就业，还应考虑到外来人口的就业安居。

第二点是内生动力的培养。单纯依靠政府等外部力量推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乡村在经济、文化、政治、生态上的自主性，忽略了乡村自身的价值观和特殊性，使乡村陷入主体迷失和作用异化的困境，因此乡村发展需要兼顾内外部动力平衡。

（1）国家层面做好顶层设计，地方和乡村社区层面则需要“还权赋能”，提高乡村自组织力。从顶层制度设计层面发挥政策与规划的引领与控制作用，而对于地方层面则应给乡镇基层一定的财权与事权，使其能够更有效的协调乡村工作。同时，在政府与乡村间建立协商机制，增强包容性和参与性，鼓励乡村自主探索创新。构建一套多元主体参与，上下、内外结合的“网络化”发展型治理模式。

（2）乡村群建设。强调乡村间统筹发展，不再以单个的村域边界来作为规划的范围，而是建立“乡村统筹单元”，在村际实现资源共享，创立品牌，发挥联动效应。

（3）注重乡村人才的培养。吸引在外务工有见识、有能力、有资本、有广泛的社会网络的乡村精英回流，回乡创业。创新职业培训，着力提高村民的知识和技能，使其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

第三点是宜居模式的探寻。良好的乡村居住环境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社会的。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根于乡村，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乡土智慧，乡村振兴应发掘地方性文化资源，建立文化资源库，通过“文化激活”和“意义建构”的方式对乡村宜居环境进行提升。

（1） 宅基地置换，跨村集居。村镇聚集是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转型升级的反作用力，有利于农业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协调。保证生活的福利配套和生产支撑，实现生活、生产、生态的一体化。

（2）在扩镇和并村的过程中应注意历史文化传统村镇的保护，建设时先划定历史文化街区和民居的保护圈范围，新社区在其外围建设，确保历史文化建筑与环境完整原真性受到保护，保持居住环境中的文化优势。

统筹内外资源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促进乡村提升内生动力，以支撑带动地区经济，并且重视乡村与外界的网络联系，将乡村自身的发展与城镇化结合，实现乡村“宜业”建设。同时，改善乡村物质空间，注重文化传承，积极探寻“宜居”模式，实现“宜业宜居”的建设与发展。

大城市周边地区乡村振兴的两种动力｜陈晨

伴随着我国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乡村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通过城镇发展来带动乡村亦或是推动乡村内生发展，一直是乡村发展领域的两条重要线索。相应的，充分利用大城市“以城带乡”和挖掘乡村地区“内生发展”两种动力，对于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工作十分重要。

一方面，大城市与周边腹地乡村地区的具有紧密而强烈的城乡关联，善用城市对乡村的带动作用是大城市腹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传统封闭的乡村地区主要以粮食生产为主，而大城市周边腹地的乡村大多已经或正在经历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乡村，再到消费主义的转型，乡村地区已经形成了半开放式的结构，乡村功能也扩展到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生态保育等多个方面，这些都是大城市的投资、消费、土地开发向周边乡村地区延伸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乡村地区具有高度本地化的自然资源、社会资本、文化景观方面的差异性，这些多元化的本地社会景观与大城市的都市区化作用相结合，为大城市周边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塑空间。

以上海大都市圈为例，上海对周边乡村地区的影响并不止步于上海市域范围，而是不断延伸至上海市周边的腹地地区，如湖州、苏州、嘉兴等地的乡村则显得更具活力，且往往并非与所在地级市发生关联而是直接与上海形成联系，体现出“强烈的城乡关系”和“基于流动空间”的城镇网络。这种强烈的城乡关系与地方特色资源相结合，在外生动力与内生动力的共同作用下，最乡土的要素与最国际的要素相结合，造就了一系列的乡村发展奇迹。例如，德清县莫干山镇的民宿产业模式、长兴县水口乡顾渚村的养老产业模式等，都是直接对接上海市不同消费群体需求的乡村发展模式。

可见，乡村地区具有多元化的功能，而靠近大城市的乡村其部分功能会因与大城市发生作用而得到增强与凸显，尤其是对上海这种“超大城市”周边地区而言。在上海大都市圈地区协同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地区作为都市圈中自然生态、地域文化、人情风土高价值的地域综合体，如何对区域协同作出响应成为乡村振兴的核心议题，亟需找准乡村发展的定位，在此基础上挖掘地方产业发展潜力，寻找产业驱动乡村发展的内生路径，才能捕获发展的先机。

另一方面，大城市周边地区乡村发展还应该大力挖掘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用好乡村发展的“内源性因素”。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费孝通先生与鹤见和子等就得出乡村发展的外生模式难以持续，而内生动力才是乡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因此，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乡村发展需要充分挖掘本地资源禀赋，通过因地制宜的布局与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地区经济、环境、社会等方面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从大城市周边乡村发展来看，内源性要素的挖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根据大城市周边乡村地区的产业基础，挖掘具有根植性的乡村地方产业。乡村人口总量随着城镇化进程逐渐下降是客观规律，这必然导致大量缺乏本地特色、内生动力不足的乡村逐渐消失。对照发达经济体的乡村发展状态，那些依托本地资源禀赋形成具有本地根植性的特色产业的乡村却能够进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成为乡村振兴的典型范例。这种地方产业可能包括：1）规模化的粮食或蔬菜瓜果的生产基地；2）某种特色农产品的供应地；3）农产品深加工产业的集聚地；4）建立在农业或风景资源基础上的休闲旅游目的地。5）建立在农业文明、历史文化传承基础上的旅游目的地，等等。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本地特色农产品培育、农旅融合、乡村创生等方面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供借鉴。

其次，大城市周边的乡村地区已经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应该善用乡村社会资本和人才优势。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乡村社会将逐渐从血缘地缘社会转向契约社会，村社共同体的构成也将从传统封闭型向多元开放型转变。这一特征在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乡村尤为明显，因为它们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传统农业区，而是一个由乡村发展的主体从村民、支书、能人、乡贤转移到企业家、行业组织、外来打工者、城市消费者，从而形成新型社会结构，为乡村聚落发展积累了全新的社会资本。可见，如何善用血缘与业缘相融合的治理结构和社会资本，可能是大城市周边乡村地区乡村振兴的关键作用之一。

最后，大城市周边地区的乡村振兴通常面临土地短缺的瓶颈，乡村发展应在全域土地整治的基础上，与郊野公园建设、工业园区建设、新城新区建设等相结合，统筹进行乡村规划，破解土地发展的瓶颈。传统乡村具有“经济 - 社会 - 聚落”系统共生的特征，其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具有高度的复合性，但现代乡村中这种三类空间发展相互促进、相互制衡的关系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新的人地关系，例如郊野公园、旅游景点等带来的游憩人群，工业园区建设带来的流动人口，新城新区建设带来的中产阶级住房项目，等等。新一轮的国土空间规划和乡村规划应该统筹解决乡村振兴的土地供给问题。

后扶贫时代贫困地区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思考｜耿虹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便将“消灭所有贫困，实现全部人口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发展的终极伦理价值。从 1984 年颁发第一部贫困治理正式文件《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至今，三十余年扶贫历程下，我国农村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及人居环境得到显著改善。特别是国家“精准扶贫”政策方针的落实，推动农村扶贫开发进入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对象、以“贫困县 - 贫困村 - 贫困户”为基本空间单元、以整村推进扶贫为机制的扶贫新阶段，农村扶贫工作驶入“快车道”模式。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至 1660 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 1.7%，分别较 2012 年末减少 83.2% 和 8.5%；累计实现 436 个贫困县摘帽，10.2 万个贫困村脱贫。

随着农村贫困问题的持续缓解，国家进一步全面部署乡村振兴战略，以“二十字总体目标”对乡村提出明确要求，以期推动乡村地区转型升级。

至于深度贫困地区，时下正值“脱贫攻坚战”的决胜阶段，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开局之机，贫困地区农村作为实施贫困治理的基层空间单元以及乡村生命共同体构建的基础载体，成为承接两项重大战略交汇的主要空间场所，如何围绕“产业、空间、文化”等内容有效衔接精准扶贫工作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成为贫困地区后扶贫时代的阶段性任务。

我国贫困地区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高敏、地理区位屏蔽、交通环境闭塞的老、少、边、穷地区，因其“地理边缘、空间隔离”的贫困地域特征而普遍呈现产业发育迟缓、空间建设混乱、设施供给不足、资源开发受限等“后发”劣势。受后发条件下的能力局限与资源剥夺，贫困地区往往陷入“人才、资本、资源”相对短缺的困境，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国家系列扶贫开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改善贫困地区社会经济水平，但短期绩效考核主导下的扶贫工作机制仍然未能根本性解决贫困地区乡村的历史性病根，进而导致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面临着多方面的普遍性问题：

一是乡村产业持续性较弱。精准扶贫阶段的“输血”与“造血”型产业仍处在初级发育阶段，产业发展的韧性偏低。随着扶贫资本的撤离，贫困地区乡村普遍面临产业不可持续的消亡风险。

二是乡村空间组织的有机性较差。伴随着农户经济收入与物质基础水平的提升，贫困地区农房建设迎来快速发展，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建设规划引导，大量乡村人居空间呈现无序化扩散的组织形态。部分异地搬迁居民点虽然有相关规划指引，但规则化的空间组织形态与传统自由生长的村落空间肌理存在显著差异，导致传统社会形成的农村空间叙事体系崩溃瓦解，新的乡村空间组织秩序尚未建成即告危机。

三是乡村文化消融的风险性加大。在经济效益目标驱动下，贫困地区乡村扶贫工作呈现“重经济、轻文化”、“重外在、轻内涵”的粗放型显效、政效、短效治理模式，其民族性、宗族性、区域性集聚效应造就的丰富的内涵式地域文化资源受到严重忽视，正进入极快的消融性流变状态，深度影响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及文化治理格局的长期稳定。

事实上，乡村产业、空间、文化既是构建乡村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要素，也是一个耦合关联、相互支撑的有机整体，乡村振兴必须统筹兼顾三者，实现“产业、空间、文化”等效适配的全面振兴。为此，笔者结合滇西南贫困乡村的规划建设实践经验，认为当前贫困地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可以采用“产业在地性培育、空间适应性建设、文化活态性传承”的振兴路径，即首先以脱贫与发展为根本目标，推动乡村产业向可持续的培育发育形态转型，提升乡村产业抗性；同时通过有序组织乡村空间建设，促进生产与生态发展，保障生活环境健康与安全，并为保护与传承乡村文化创建新的适应性设施环境与景观环境，进而保证乡村振兴总体目标的稳步实现。

具体而言，“产业在地性培育”是指在全面认识、评估乡村各类资源价值的基础上，精准识别、培育、塑造乡村在地性生产品类、生产方式与生产文化，打造原产地产业与产品品牌。这种在地性生产文化与原产地品牌既可以是本土化的农副产品，也可以是独特的地域景观旅游，或是民族、宗教等特色文化产业，还可以是在抖音、快手等网络视频直播文化衍生下的乡村新型网络经济业态。但其必须依托本地特色资源、资本及劳动力，从而具有抵御外部资本、人才撤离风险的抗性。

“空间适应性建设”则是在乡村产业发展与人居需求的双重导向下，实施乡村三生空间的适应性规划建设。包括村庄生活空间的适应性改造、生产空间的适应性整合、生态空间的适应性修复。“适应性”要求必须在尊重农户空间感知惯性基础上，因地制宜的开展乡村空间建设活动，有序引导乡村空间配合产业发展、设施布局进行与生态安全、地质安全、建筑安全、生活安全有关的多层次谋划，同时以突显地域环境文化原生基因与遗产密码的视角进行全空间要素的适应性优化，避免无序、混乱或者机械、苍白的空间生产。

“文化活态性传承”是指在尊重地域文化本色、昭示民族文化亮色和自信乡村文化主调的基础上，依托文化产业与文化治理实现乡村文化的活态利用与有序传承。一方面，通过文化产业培育激活乡村文化，推动贫困地区乡村沉睡、隐形的文化资源转化为有形的物质资产，并使之成为可教化传播与开发利用的典型文化产业形态；另一方面，依托贫困地区民族、宗族文化结构建立“政府引领、族群监督、能人共治”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既可以增强乡村治理绩效，也可以实现乡村文化活态性保护与代际传承。

建立“上接天气、下接地气”的规划模式｜蔡穗虹

科学编制村庄规划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性工作，村庄规划应发挥两个作用，一是塑造生态宜居的乡村空间，二是创造有利于产业兴旺的空间条件。随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建立，村庄规划是乡村地区的详细规划这一定位已经非常明确。作为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法定依据，村庄规划的核心任务是明确乡村地区开发和保护空间的具体安排，引导相关开发保护活动的有效开展。村庄规划既是法定规划又是一项最贴近人民群众的详细规划，要解决规划“只能墙上挂，实施效果差”的问题，应该建立“抬头上接天气，赤脚下接地气”的规划模式。所谓“上接天气”是指把规划真正做成政策、空间和项目的组合，“下接地气”是指让农民群众能看得懂、用得上并满足实际需求。

（1）充分衔接县和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不能触碰管控底线。

作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组成部分，村庄规划的编制和实施必须充分衔接县和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实现要素有效传导，确保“一张蓝图”干到底。上层次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就是底线，包括建设用地指标以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等。

从目前已经编制的村庄规划来看，主要存在问题是建设用地规模超过上层次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城乡建设用地规模，也存在不落实“三条控制线”的问题，造成规划无法实施。村庄规划的主体力量是农民，今后必须加强生态文明理念下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的宣传教育力度，引导农民改变以往村庄建设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二者对立的传统观念，建立生态优先和底线管控的规划意识。

（2）用好政策组合拳，提高村庄规划对乡村振兴的空间响应。

目前，农村土地使用不规范情况较多，一方面是村里不理解哪些用地必须按建设用地管理，哪些不占建设用地指标；另一方面设施农用地使用范围不甚明晰，使相关经营者无所适从。破解乡村发展用地难题，做好政策与规划的对接非常重要。

为支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国家和省均出台了多项用地保障政策，包括允许乡村建设使用预留城乡建设用地规模、鼓励开展拆旧复垦、鼓励乡村土地复合利用和建立点状供地管理制度等，村庄规划要用好用足这些政策，优化各项土地利用布局，从而保障现代农业产业园、田园综合体、休闲农业等各类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用地，并合理安排农民住房建设用地需求，通过设置有条件建设区，“弹性”安排村庄建设，为实施点状供地、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提供条件。要向农民群众广泛宣传这些政策，引导农民群众合理充分利用政策，推动村庄规划落地实施。

（3）盘活零散低效闲置的建设用地，为农村发展新需求提供空间

广东省大部分农村地区的实际建设用地已超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所规定的规模，而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目前全省农村建设用地规模不减反增，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和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也较大，空心村和闲置农房也呈上升趋势。

如何在“无地可用”的情况下探索农村建设用地的高效利用的途径与方法，开展“存量规划”是未来广东省村庄规划应重点研究的问题。可以参考广州的做法，以3条固化线为基础，通过叠加后腾挪置换，充分盘活零散低效闲置的农村建设用地、空置农房等，调整村庄建设用地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益。

对于确实没有保留价值又无人居住的空心村，规划应引导拆除，利用原址进行新村建设或发展产业，也可进行拆旧复垦，腾出建设用地指标。应通过增加兼容性、探索集体土地统一整备等方式，引导农民按照规划要求和用地标准实现建设用地的复合利用，为民宿、创意办公、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提供发展空间。应利用全面开展农村房地一体不动产确权登记的机会，厘清权属关系，为引入市场机制统一招商，将土地和闲置农房资源变成资本，吸引外来企业进村发展提供支持。

（4）采用镇域统筹、镇村联动的编制方法，促进乡村地区合力发展

随着土地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逐步推进，村镇发展模式发生着变化，乡村土地的布局和使用方式也发生着转变，不管是产业发展还是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村庄之间的联动、合作逐渐密切。

因此，村庄规划的空间布局需要跳出村庄，从镇域的更大空间尺度进行考虑。特别是面对耕地农地破碎化、土地资源利用低效，乡村产业发展用地紧缺的问题，单个行政村独立编制村庄规划的方法难以解决。

必须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思路，以镇域统筹、镇村联动的方式编制村庄规划，统筹协调生态空间、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空间、村庄布点、建设用地规模和空间布局。应借鉴浙江、上海等地区经验，通过以镇为单位或连线成片的几个行政村一起编制，着重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统筹分配、存量建设用地的盘活和空间优化、农用地整理指标的统筹和落实，将零散的土地整合起来，将有限的资源向有优势的空间集聚，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解决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用地。

（5）推动村庄规划成果入库备案，提高管理水平

村庄规划数据库是村庄规划实施管理的信息化桥梁，是实现村庄规划有据可查、全程监控、精准管理的重要手段。《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村庄规划促进乡村振兴的通知》明确提出“规划成果逐级汇交至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叠加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上”。目前，广东省已经建立了村庄规划管理数字化平台，制定了《广东省村庄规划数据库汇交要求》、《广东省村庄规划数据库质量检查细则》等。

下一步，就是要推动各地开展村庄规划成果的上图入库工作，实现村庄规划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管理，建立支持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构建一条乡村建设项目规划管控的绿色通道。为简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广东省已经明确表示，通过村庄规划数据库的备案入库，可同步修改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数据库，从而实现了村庄规划与上层次国土空间规划的联动调整。

乡村振兴从“阿者科”村的观察与思考说起｜王竹

目前，乡村振兴已成为各级政府重要的目标导向，但是要真正走上正确的道路，其过程是复杂而艰难的，这不仅仅是政策与经济层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认知上的混乱与理解上的误区所导致的。对于乡村振兴而言首先需要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特别是在混沌状态当中，需要建立清晰的思考方式与认知框架。

乡村作为一个复杂系统，是产业形态、社会形态、空间形态、文化形态的“异质同构”，涉及到地理区位、自然生态、经济生产、社会生活、时间阶段、类型差异等方面。所以，应认清村民作为乡村主体的地位，规划师、建筑师在进行规划设计时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乡村振兴应该是分类型、分层次的，其途径也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化的，乡村营建的策略和方法也必然是从多元化的角度展开。

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乡村振兴必须是建立在其所赖以存在的地域真实和社会基础之上的。自然原生的乡村聚落是经由居住者的自组织机制下建造生成的，所采取的策略往往体现出与邻里、环境的友好与趋同。建造者基于个体微观而局部的视角来观察基地环境特征，并结合具体的自我需求进行建造，合理应对地区的气候、地貌、材料。在这样的驱动下，村落中的建筑相互之间在局部形态的关系上普遍形成了小微环境秩序的随机差异，局部空间呈现出非均质性与紊乱化现象。

然而，随着时间的延续，乡村的空间结构逐渐稳定，汇集到村落整体层面上，其肌理则呈现出因个体秩序微差而在整体上造就了某种柔韧而自然的有机性与丰富性。由此可以建立起我们对传统乡村演进与发展的“认知框架”。

乡村的位置大都处在山间、水岸、岛屿等地貌之中，其村庄建设的“下垫面”大多呈现出破碎的地形。从两个方面我们可以观察乡村建设的形态与风貌，即：一个是“地理单元”，另一个是“村落单元”，人们在长期的乡村营建过程中智慧的将两者融合共生，这是不同地区乡村建设丰富多彩的根源所在，乡村营建的结果则是“人地共生”。

为了具体地理解和认知乡村振兴的实质，我们结合真实的乡村案例，从“阿者科”村的观察与思考说起。云南元阳“阿者科”村是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遗产区五个申遗村寨之一。红河山地、哈尼梯田与村寨聚落的“异质同构”，呈现出原生朴素“三生系统”共生共融的完整形态。

“阿者科”村适地营造的传统建造方式、敬畏与崇拜自然的传统观念、以及自然与人文景观所构成的和谐人居环境，体现出哈尼族传统村落营建的凝聚力、勤劳和顽强的精神。

“阿者科”按照字意是指最旺盛吉祥的一个地方，蘑菇房是“阿者科”特有的哈尼族的传统民居，墙身采用粗砺的岩石和夯土建造，棚顶用茅草覆盖搭成，看上去像是山地上长出来的一个个蘑菇。

在“阿者科”的实地考查与调研过程中，除了通常意义上的专业与学术思考外，有两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一个是，村子里的老人与孩子，只要是看到有挂着相机拍照的，都会伸手向你要钱，这在我 20 多年的乡村调研中，还是头一回碰到。其实，村子里常年驻有乡村民居研究的专家团队。所以，乡村建设仅仅是空间形态与建筑风貌那点事儿；另外一个是，目前进村的道路连拖拉机与摩托车也走不了，而传统村落保护专家则提出，为了保护村子的传统风貌，不允许修路，是为了防止汽车运输现代建筑材料进村。从现场调研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女人们背着几十斤重的石头，一趟一趟地走在凹凸不平的石头路上，孩子们每天上学艰难地在高低坑洼的路上跳跃……。

我认为特定区域中的传统文化现象，之所以有时会具有超越民族的世界性，取决于这个文化的价值在当初人类文明的发展中达到的高度，也就是其先进性；而另外一个方面，则取决于这个文化是否在自身演进的过程中能够与社会发展保持同步，能与时代文化共鸣，并且具有与其它文化广泛交融的机制。而那些不具备历史进步性、低层次的所谓纯碎的传统文化现象，也就只能是落后的标志了。

以上现象处使我思考到，在传统的营建系统生长与发展过程中，一些地区出现的特定的形态风貌和技术策略成为这一特定地区里的“最适者”，也就是生态系统中的“特化现象”。从生物的进化的规律来分析，一个地区的生态和时间下的“最适者”，在这一特定阶段非常适合于那个环境。然而太适应和特化的结果，也会使其形成固化状态，随着地区环境状况的发展与改变，往往是因为过分特化的“物种”，会因为无法调整与适应而死亡。在“地区人居环境”的发展中应避免盲目崇拜历史上某一个“辉煌的瞬间”，我们贡献出怎样的历史才是关键。

有机更新，聪明增长，地区人居环境的“活态品质”提升是其核心。“乡村价值的新发展和再创造”，需要融合本土智慧、先进理念、真实需求的创新思维。怎样建立并培育乡村振兴的动力系统，盘活存量，实现小农现代化？这里面包括了内生的需求系统和外力的作用系统。内生需求包含了新的产业体系、新的建设主体、新的利益机制、新的治理模式等；外力作用指新的农业科技、新的金融体系、新的服务平台、新乡土文化和新的乡村风貌。如果能使内外合一的同时利用我们的知识、科技、专业和技能去助力乡村，把战略和战术结合起来，那么我们关注的视角就会不一样，所下的力气就会有所侧重，我们才能真正把握住乡村的本真。

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下的“创新范本”，开展“上下双向联动、体制内外结合”的组织机制创新，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

目前，乡建正逐渐演变为完成任务与消费需求，在各种乡建名义下，大小资本、各路精英、建筑师们纷沓而至。一些传统形态的恢复、地方风貌的打造、乡土民俗的再现、传统技艺的延续等等，尽管都在客观上表达了乡村振兴的美好愿景，然而这些看上去最“接地气”的建设结果，却有可能成为一场宏大的运动或个人意图的自我表现，使得我们的乡村建设忽视了对乡村振兴“真实”的关注。

乡村振兴不能搞自上而下救世主指手画脚的方式，不能是以“任务和指标”为导向，这样做只会将乡村振兴引向玩弄概念的歧途。正确的措施应该是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最终达到“再造本土”的目标，推动乡村振兴真实下的“经营与永居”。

乡村景观困境与特色保护｜陆琦

乡村景观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剧烈变化中，乡村景观的改变也十分明显。但这种变化既表现在对景观多样性的打击，也表现在对景观同质化的鼓动，尤其是与传统文化之间产生了割裂性。具体来说，主要有下面几种现象：

一是自然景观生态失衡。在市场经济十分繁荣的当下乡村，为了城市发展，加大了交通、电力、水利等工程建设，以及对林业、矿业等资源的开发。向乡村征用土地后再设公司建厂房，固然可以通过低廉的土地开支和廉价的劳动力节省成本，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但是建设过程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影响，特别是一些工厂企业排污不当，在高效生产的同时对水质和土壤等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原本苍郁的山景，因砍伐导致植被稀少，土质流失，林地、耕地因无人养护而显现出了破败。山体、水体经受了更多的人为影响，破坏了整体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系统被破坏对乡村自然景观和农业生产的经营及修复都极为困难。

二是农业景观萎缩破碎。农业景观是乡村面积最大的一种景观，由于农业生产各自为政，没有较为统一的种植计划。农业生产以资源高消耗为代价，使水源、土壤、大气等必要的生产资料受到影响，其后果是原有的生产用地受污染将失去生产能力。乡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流失，使得农田无人耕种而闲置。此外，乡村集体或个人，为了经济收入，扩张工业及建立小作坊，随意出让土地，造成了乡村农业生产土地改变了用地性质。各种因素割裂了原本比较完整的农业景观，以农业为基础的乡村生产景观意向逐渐缺位。

三是村落景观格局混乱。新农村建设中对聚落民居的新建，初衷是改善村民的生活条件，但一方面是缺少对传统营建经验的吸收，另一方面是对当代居住建筑形式的盲目追捧，再加上缺乏专业的指导和资金的支撑，往往很难将新建聚落与传统乡村融合，风格风貌不能统一协调，呈割裂状况。乡村规划仅满足指标数值，没有体现有审美感知的聚落景观。很多乡村在聚落空间的发展上，村民之间不按规划自行建设，房屋通过无序扩张和私搭乱建来形成。而新宅的建设没有原则标准又不愿遵循传承下来的历史经验，新旧建筑混在一起，没有以往疏密有序、相互尊重又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的景观风貌，使得整个村落景观呈现出一种格局混乱且形式混杂的景象。

四是人文景观特色丧失。中国传统乡村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保留有独特且浓厚的文化底蕴，其生产特点、生活方式、传统习俗，形成了乡村景观中的地域人文景观。这种人文景观经过长时间的沉淀，其本质是非物质性的文化表现。这些内在的因数，往往需要深入乡村观察交流，才能剖析其人文景观之内涵，从景观表征中挖掘出内在的“意”。

但在乡村规划和建设中，由于周期短，设计者与建设者常未能体察感悟潜藏在物质景观背后的非物质文化支撑内容，新的建设不但忽略了对原有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和利用，而乡村规划照搬城市方法来对乡村景观进行设计更是是雪上加霜。盲目将当代的各种文化价值标准强加到传统乡村文化中，既不加以甄别也不思地域差异的影响，强烈地冲击了传统乡村文化的地域性精髓。

诚然，原有的村落居住模式已很难迎合当代人口规模的增长速度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尤其是不能满足因经济水平提高而提升的生活需求，乡村聚落空间的发展必然需要保证新村落能进行更为舒适的生产生活，但是能否同时兼顾对原有村落空间格局的延续，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同样，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的乡村景观也很难满足今天的需要，或者是因为其陈旧的内容而不再符合今天新的社会环境中的审美取向。

我们也要认识到，乡村文脉本身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能延续至今而没有消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其本身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也在调整变化。而这种变化必须是传承而来的人文智慧与时代特点相融合，这也正是在重塑新的且适用于当代的乡村文化的过程中所要注意的。简单地复制城市的景观文化，又或者跟风植入他地的景观文化，都会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使得原本还具有地域特点的乡村人文景观进一步丧失其精神内涵。

乡村景观理想愿景中以“山、水、田、居”为代表的模式，是受到社会、经济、习俗等多方面的影响下，自然、生产、聚落三个层面的意向要素在时间、空间秩序下交织呈现的整体景观，“山、水”表征的自然景观，在生态和谐的发展目标下，仍然需要强调它所不可替代的基础价值；“田”表征的农业景观，其带来的经济基础是乡村景观能继续发展的根本，无论是否因为农业生产方式的改变而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是进行农耕场地重构，都不应该忽略生产场地中人与自然的对话；“居”表征的聚落景观，是最为紧密地跟随着人们对生活质量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它的营建尤为关键，也尤为不易。

自然环境景观是我国乡村景观的重要基础，由于传统文化中就有的尊重自然的观念，过去也就是偶尔轻微或间接变动影响，保留着野趣天然的一面，不但在原本的自然环境风貌中，保持人与环境这种可亲可近的和谐氛围关系，更重要的是维护了大自然间的生态平衡。

乡村生产景观以土地、水文等自然要素为基础，又充分展现了人在景观营建上的影响力，在中国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背景下，农业景观的呈现是其中最为明显的特色，既满足了人们的生活所需，也能引发更高层次的审美意象。

乡村景观的“连阡累陌”、“稻谷飘香”、“炊烟袅袅”、“鸡犬桑麻”等等，都述说了物质层面下的精神反映。在满足生产生活的基本需求的同时，对精神层面的追求也是不可缺少的，“情景交融”的美学追求从来不是城里人的专利，是人类对物质与情感双重要求的集中表达。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需求在村落营建中缺一不可，故触景生情、情景交融之下才能达到意境相生的境界，这也是乡村聚落情景营造的重点。

当然，环境不同，人们审美兴趣不同，各村落景观也各不相同。乡村美好的景观是能够通过生活空间歌咏情感，在有限的视觉中展现无限的寄托，以此来使人们因“景”生“情”，体验“情景交融”的意境。传统村落之所以引起人们共鸣，是不但能满足人们物资层面的需求，也能满足人们精神情感层面的审美需求。

全文请阅读《南方建筑》2020年第2期：肖大威，陈晨，耿虹，等．乡村振兴学术笔谈 [J]．南方建筑，2020（2）：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