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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人民健康和美好生活的重要载体，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60%，建设健康城市，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向波涛近期公开表示，伴随新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我国城市在面临一系列“城市病”问题的同时，人口老龄化、亚健康及慢性病蔓延等问题也接踵而至，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出现，让加快建设健康城市显得更加迫切。

究竟该如何建设健康城市？在顶层设计层面，自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健康城市和健康村镇建设作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抓手”后，2020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全面开展健康城市建设”。

从“重要抓手”到“全面开展”，上述两份文件针对“健康城市建设”表述上的重大变化，足见“健康城市建设”之于当下及未来中国的重要性。在具体措施上，《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开展健康城市建设，打造卫生城市升级版，建成一批健康城市建设样板。修订完善健康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将健康中国行动相关要求纳入评价范围，探索开展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价，推动健康中国行动落地见效。推动各地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念贯穿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环节……

在探索开展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价方面，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等单位基于2019年的相关城市大数据，以“健康服务、健康行为、健康设施、健康环境、健康效用”为一级评估指标，对我国80个主要城市综合健康水平进行了全面评估考核，并联合发布了《清华城市健康指数》。该报告采取“分级别”（引领型、优质型、平均型、发展型、追赶型）方式，从区域位置、人口规模、经济水平等多个角度进行城市间的横向比较和研判。

从《清华城市健康指数》的评价结果来看，目前全国城市整体健康情况并不是很理想。引领型城市只有5个（深圳、杭州、南京、北京和上海），且全部为中心城市，优质型、平均型、发展型和追赶型城市分别有14个、26个、26个和9个，平均型及以下城市占比达76%，大部分城市的健康水平都相对较低。

此外，报告还指出，虽然深圳、杭州、南京、北京、上海5大城市并列引领型城市，但在污染控制、居民经费保障、居民生活习惯和核心健康设施等方面仍存在不少短板。平均型城市的共同短板是居民健康行为和健康服务水平相对较低，发展型城市在健康服务、健康行为、健康设施方面较为落后，追赶型城市整体指标都很落后。

从单个一级评估指标评估结果来看，健康环境、健康效用两大指标位于“优秀”级别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多，超过15个，健康服务、健康行为、健康设施三大指标位于“优秀”级别的城市数量相对较少，仅为5~8个。针对城市健康设施短板问题，报告指出，各城市的养老设施、体育健身设施和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相对薄弱，是未来需要重点推进建设的内容。中心城市需重点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并提高社区医疗设施使用率，一般地级市则需在医疗设施、心理咨询机构等方面加强建设。

从空间格局上和人口规模上比较，报告还显示我国健康城市区域发展不均衡现象明显，出现“中部塌陷”现象，特大、超大城市虽然相对领先，但两极分化严重。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尹稚表示，健康城市评价是一个动态过程，而不是最终结果，评价标尺也在做动态调整。“‘清华城市健康指数’将通过长期并持续更新的评估监测，为城市健康发展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引导城市建设抓重点破难题、补短板锻长板。”

总体来看，虽然距离健康城市建设目标还有较大差距，但值得欣慰的是，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都更加重视城市的健康发展，且不断加快推进。2018年以来，江苏省无锡市将健康城市建设纳入“健康无锡”建设，从更高层面、更大范围以更大力度推进，建立了11个专项工作组；上海市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要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进一步提升健康城市建设的社会动员和支持能力；江苏省南通市也提出，要将建设健康城市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通盘谋划，从全生命周期、全健康服务、全人群保障等多方面发力。

近年来，其他城市也抓紧开始行动。2020年12月，《中山市建设健康城市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出台，涉及生活环境、职业健康、食品安全、基层就医、养老服务等内容。陕西省渭南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全面启动健康城市建设。深圳市卫健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也表示，2021年起《深圳经济特区健康条例》开始施行，“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将融入所有政策。